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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榆林窟第25窟開鑿于中唐時期，窟內壁畫內容反映吐蕃統治敦煌初期漢藏文化之交流以及顯密佛教之融合，其正壁僅殘存右半部的盧舍那佛、四菩薩與藥師佛立像，但在圖像發展與石窟研究中均具有特殊意義。榆林25窟正壁面中央的盧舍那佛與八菩薩為敦煌石窟中首度結合，并以曼荼羅形式呈現，而一側持缽、執錫杖的藥師佛立像與盧舍那佛或八菩薩曼荼羅的關系則是本文關注的重點。榆林25窟藥師佛的形象意涵榆林25窟的藥師佛位于正壁北側，左手持缽、右手執錫杖，足踏蓮花，身體微側，朝向其左方的盧舍那佛與八菩薩曼荼羅。有關藥師信仰的經典在東晉時即已譯出，但藥師佛的形象在諸本《藥師經》均未論及，唐代不空所譯《藥師如來念誦儀軌》則有藥師佛執“藥器”的記載。今所見“藥器”圖像多作圓缽狀，也是最常見、具代表性的藥師佛持物，寓意除眾生三毒疾厄。關于另一持物錫杖，日僧覺禪的《覺禪抄》記載藥師尊像“唐本持缽、錫杖”，并收有“唐本藥師像”，敦煌初唐石窟壁畫中亦見持缽、執錫杖的藥師佛。盛唐之后除了藥師佛之外，也出現執錫杖的地藏菩薩，其形象區別在于藥師佛為頂有肉髻的佛像，地藏菩薩為圓頂比丘像。持物方面，藥師佛多持缽，地藏菩薩多持珠，二者共同的持物為錫杖，但藥師佛與地藏菩薩持錫杖的形象均未見載于經典或儀軌。錫杖是佛與弟子所持的重要杖具，據《錫杖經》所載，錫杖為智德之表征，有輕、明、不回、惺、不慢、疏、采取、成等義。今流傳的《地藏贊》所云“金錫振開地獄門”即引申為地藏菩薩救度地獄眾生之慈心愿力。藥師與地藏在信仰上有同構型，現存石窟造像的數據顯示，二者的位置有對應或組合的關系，在造像表現上亦出現持物雷同的情形。榆林25窟正壁南側與藥師佛對應的地藏菩薩雖已不存，但其救度眾生的意涵，與北側藥師佛持藥缽、執錫杖的形象相呼應。藥師尊像與盧舍那佛尊像的對應關系藥師佛立像在榆林窟中僅見中唐25窟一例，但敦煌莫高窟在初唐即出現持缽、執錫杖的藥師佛立像（如322窟），也出現分別與盧舍那佛以及地藏菩薩的對應關系（如332窟、372窟），其中與地藏菩薩的對應一直持續到中唐，以此可佐證學界對榆林25窟正壁與藥師佛對應者可能為地藏菩薩的推論。盧舍那佛的形象有多種，以敦煌石窟而言，最早能確認為盧舍那佛身份的是法界人中像，中唐以前的藥師佛有3例是與盧舍那法界人中像同時出現于石窟中，分別為332窟、446窟與449窟。其中332窟為中心柱窟，中心柱南向壁面繪盧舍那佛，西向壁面繪的是藥師佛。盛唐446窟與中唐449窟則將此二尊像置于正龕兩側。敦煌藥師佛與盧舍那佛的關系在榆林25窟發生了變化，盧舍那佛被提升為窟內三佛結構的主尊，同時也是正壁八菩薩曼荼羅的主尊，藥師佛則列于一側與地藏菩薩對應。此一變化說明，原本藥師佛與盧舍那佛以及藥師佛與地藏菩薩分別的對應關系在榆林25窟整合為一。而盧舍那佛除了被提升為主尊外，其形象亦由華嚴系統的法界人中像轉變為密教胎藏界的大日如來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石窟中盧舍那佛與密法菩薩的關系在初唐就有了交集。榆林25窟盧舍那佛雖以密教大日如來形象搭配密教八菩薩，但榜題“清凈法身盧舍那佛”，點出盧舍那佛的法身特質，在壁畫中，藥師佛在盧舍那佛與密教八菩薩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安西榆林25窟與新疆阿艾1窟的比較阿艾石窟位于新疆庫車北部天山大峽谷內，于1999年被發現，從1號窟內壁畫與題記之文字風格，可推斷為它是由盛唐時期居住在龜茲的漢人群體所開鑿。石窟內壁面繪畫大都已剝落。窟內圖像結構分為：正壁觀無量壽經變的主尊阿彌陀佛與兩側壁的說法佛構成三佛的布局；兩側壁羅列著尊像。將諸尊像與榆林窟25窟對照，會發現二者在尊像之間有著微妙的關系變化。榆林25窟主室中央也有一方壇，正壁（復原后）為中央一鋪盧舍那與八菩薩曼荼羅，兩側各有一尊立像，分別為藥師佛與地藏菩薩，兩側壁分別為觀無量壽經變與彌勒經變，中央也有一方壇（如圖）。榆林25窟與阿艾1窟的圖像結構比較一是兩窟主尊均與側壁形成基本的三佛布局，但阿艾石窟以正壁觀無量壽經變之西方凈土為其中心思想，榆林25窟則是以盧舍那佛為正壁主尊，凈土位于兩側壁。二是兩窟都有盧舍那佛，阿艾石窟的盧舍那佛在側壁，為法界人中像；榆林25窟的盧舍那佛為正壁主尊，是密教大日如來形象。阿艾石窟藥師佛像三是兩窟都有藥師佛與地藏菩薩立像，且與盧舍那佛位于同一壁面，其配置亦有關聯：阿艾石窟有兩尊藥師佛，分別在盧舍那佛兩側，一與文殊菩薩搭配，一與地藏菩薩并列；榆林25窟的藥師佛則與地藏菩薩分列兩側。換言之，阿艾石窟盧舍那佛一側并列的藥師佛與地藏菩薩在榆林25窟轉移成兩側對應的關系。阿艾石窟盧舍那佛像四是阿艾石窟中與藥師佛搭配的文殊菩薩為密教形象，采坐姿，和窟內其他立姿菩薩有所區別，菩薩間亦未形成曼荼羅形式，而榆林25窟的密教八菩薩則與盧舍那佛組成曼荼羅形式。通過比較可以發現：首先是阿艾石窟有兩尊藥師佛，一與盧舍那佛搭配，一與地藏菩薩搭配，與前述敦煌石窟中藥師佛與盧舍那佛、地藏菩薩分別對應的情況一致；其次是阿艾石窟密教文殊與藥師佛的關聯，在榆林25窟發展為密教八菩薩與盧舍那佛的關系。藥師佛對于盧舍那佛與八菩薩結合的意義藥師佛對于盧舍那佛與密教八菩薩的結合具有特殊意義，即八菩薩搭配佛尊的改變。八菩薩最早見于后漢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未涉及密法，但此經對十方佛觀的開展，成為之后八菩薩結合十方佛以作為密法主尊的契機。早期密咒經典主尊或為佛、菩薩，或為神王，佛尊又以十方佛或三世佛為主，八菩薩的組合亦未定型。東晉《灌頂神咒經》卷12收有《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此經則定于東方一佛——藥師佛，經名透露出藥師佛“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的信仰內涵，借由八菩薩亦可入西方凈土乃至十方凈土。隨著華嚴十方三世佛思想的成熟，盧舍那佛以周遍含容十方三世的般若體性成為十方三世法界之至尊，榆林25窟盧舍那佛即是以此法界體性來表征兩側壁的十方（彌陀）凈土與三世（彌勒）凈土，并且成為正壁八菩薩曼荼羅的主尊。在華嚴十方三世法界結構下，原本屬于早期密法的藥師佛退至側壁，并與地藏菩薩對應，借由二者除病、解厄、破三惡道苦之信仰內涵強調盧舍那佛對法界眾生的慈悲心，亦符合前文所論藥師佛持藥缽、執錫杖形象的意義。藥師法門是早期漢地流行的密法之一，藥師佛具密法性質的特性在盧舍那佛與八菩薩結合的發展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禪林網公眾平臺聲明以上內容并不反映或代表禪林之意見及觀點，轉發及引用請自行核實或抉擇。本平臺所有影音圖文，都各自注明來源及作者，如有缺漏，敬請聯系本平臺及時增補。重編錄用者請注明出處及作者，以尊重著作勞動，否則將被視作侵犯著作權及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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